大同就是我的家乡

　　曾几何时，每当人们说起“故乡”“家乡”和“乡愁”这些动情的字眼，或讲述家乡的趣闻轶事时，我除了羡慕就是深深的迷惘，觉得自己像无根的浮萍，竟不知自己家乡在何处，乡愁又在哪里安放？

　　2岁时，我跟随母亲离开出生地省城太原，来到繁峙县。母亲毕业于太原女师，响应国家号召，成为新中国第一代乡村女教师。那个年代，乡村师资力量缺乏，教师调动十分频繁。我跟随母亲城里、村里、大山里的学校都去过。每当“换防”时，村里就会安排毛驴拉的花轱辘大车送我们。冬天天寒日短，天不亮就启程，我被裹在散发着羊膻味的老羊皮袄中倒是一点儿也不觉冷，很快便沉沉睡去。

　　那年，母亲调往大山里的柏家庄小学，路途需要翻山越岭，所以是骑驴去的。上山时身体直往驴屁股滑，下山时又往驴脖子出溜，待到了目的地，全身都散架了。大山里的学校条件很简陋。每个教室中间是地，正面墙上立着黑板，两边是两盘大炕，炕上摆放着一排排的长条桌子。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分别盘腿坐在两边炕上，老师站在地中央复式授课。我那时年岁小，别的记忆都模糊了，只有一个瘦瘦的小身影至今难忘。那时，我和母亲在学校的灶上吃饭，有一位姓孙的小女生经常躲在食堂的墙后面等我。待我一露头她就递上两个烤得热乎乎的山药蛋，又沙又甜又绵的烤山药蛋和童年的小伙伴，温暖了贫乏的山里生活。就这样，我在繁峙读完了小学，度过了天真无邪的童年。在我心里，繁峙是家乡还是他乡并不重要，因为有母亲的陪伴。母亲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后来，母亲调到父亲工作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繁峙在我的生活中就渐行渐远了。

　　13岁时，我来到大同上初中。虽然，我只是从一个“他乡”来到另一个“他乡”，但因为在这座陌生城市里，我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除了一张小课桌外，感觉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不属于我，倍感孤独寂寞。最让我难堪的是我那土得掉渣的繁峙话，每当我在课堂上回答老师提问时，就会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我觉得度过语言关，学会大同话，成了我融入这座城市的关键。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同人的包容、大度与善良，让我渐渐地融入新的“他乡”中。我不仅收获了老师的关照、同学的友爱，还有同学家长的呵护，让“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我从此有了精神依靠。

　　记得，在繁华的大西街街面上，有一处原名“琵琶老店”的大杂院，那是传说中“昭君出塞”途经平城入住的旅店，后来成了居民大院。那时，那块写有“琵琶老店”字样的大黑牌匾还高高挂在大门楼上，现在已陈列在大同市博物馆的展厅中。我的同学王燕和她的奶奶就住在这所大院的西跨院中。王奶奶是院中最年长的长辈，她为人和善，院里人都敬着她。我在王奶奶家外屋的柜子内存放了我的换季衣服。自然有了好吃的，王奶奶也不会忘了我。最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年我脚上长了个大“鸡眼”做了手术，同学们用自行车把我送到王奶奶家中养伤。难为她老人家一双小脚颤巍巍的，地下炕上屋里屋外地搀扶我，稠的稀的伺候我。住在院东房的王婶婶还特意给我送了十几颗自家养的鸡下的蛋。那几年，这个小院人家给了我许多的温暖，让孤身在外的我并不孤单。

　　20世纪70年代，我在大同成家立业，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虽然，我至今仍然操着不太纯正的大同话，但这座城市成就了我的理想和事业，见证了我恋爱、结婚、育子的全过程。我一生的精彩故事都发生在这里，而且还在继续演绎着。而那个在内蒙古呼市的“家”，随着父母的离世，在我的生活中同样渐行渐远了。

　　有人说，家乡是一个符号，是一个归宿。我这个曾经的外乡人扎根在了大同这片土地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同就是我想着、念着、恋着的家乡！

　　编辑：黄   敏

　　审核：袁   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