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中华法典的奠基人

盛夏时节，冒着酷暑和几位朋友一起来到河东大地，探寻禹王城遗址。遗址地处青龙河平川和鸣条岗丘陵地带，因传说夏禹曾在此居住，故称禹王城。遗址共有大城、中城、小城和禹王台四部分，大城形状如梯形，小城在大城的中央，禹王台在小城的东南角，中城在大城的西南部。遗址上散落着锛、锄、镢、斧等器具的陶范及陶罐、陶盆、铁锛等。这里曾经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国都安邑，也是秦汉及西晋时的河东郡治所，对后世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构成华夏寻根溯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千四百年前，就是在我脚下的土地——安邑，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变法图强，制定《法经》，使魏国走上了精兵强国之路，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不夸张地说，李悝是魏国精兵强国之路上一个标志性人物。

　　李悝（公元前455年-前395年），魏国人（今山西省夏县），精通刑名之学，深悉治国安邦之术，受到魏文侯赏识，既尊为师，又拜为相，委以重任主持变法。在经济上，推行尽心力、善平籴的政策，规定农夫杂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天灾；力耕数耘，抓紧秋收，房屋周围种桑，田园种菜，充分利用土地。为防谷贱伤农和谷贵伤民，制定平籴法，以政府力量平衡调剂粮价，稳定经济。在政治上主张抑制贵族，扶植新兴地主的势力，强化国君权力。尤其在法治上，总结春秋以来各国立法经验，于公元前406年编纂了中华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成文法典——《法经》。

　　《法经》的产生是在总结各国经验的基础上，立法精神、法典体例、立法技术等方面开创中华法系之先河，可谓成就斐然，共分盗、贼、囚、捕、杂、具法六篇。但由于法典的制定还处于启蒙时期，具有简朴性、野蛮性、局限性等特征，是一部民、刑、刑诉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法典。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成文法典，《法经》在中华法系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是同时期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法经》并不是第一部成文法典，春秋晚期的郑子产铸刑书、邓析造竹刑，到晋国铸刑鼎，法家先驱们所作的努力为李悝所传承。它是在前人基础上更加系统化，成为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成文法典。李悝改“刑”为“法”，以罪定刑，把犯罪与刑罚有机统一起来，强化了法的规范性和稳定性，这是立法技术的重大突破，使《法经》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刑法典。同时也掺杂诉讼审判方面的内容，包含有行政规范与民事规范，从而形成规范混同、以刑为主的法典编纂体例，奠定了传统中国法典编纂的原型。从体例上看，《法经》的六篇直接为秦汉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法典体例。在内容上，《法经》中盗、贼、囚、捕、杂、具各篇的主要内容大都为后世法典所继承和发展。商鞅后来把《法经》带到秦国，改“法”为“律”，厉行法治，全面变革，取得明显成效，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秦帝国实施的正式法典。汉代的《九章律》，其内容除因袭《法经》的六篇外，增加“户、兴、厩”三篇，合为九章。三国时期的《魏律》、西晋时期的《晋律》也都是在《法经》基础上衍化而成的。可以说，《法经》是中华帝国时期法典的滥觞，李悝因此被誉为古代中国法典的奠基人。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法系逐渐发展成为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并列的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在中华帝国两千多年有效统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积淀下丰富的立法技术和治国理政经验，成为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今天，我们在享受现代法治文明成果的同时，更加怀念先贤们所作出的艰辛探索，更加感恩蕴育出无数精英的三晋这方水土，只有更好地弘扬优秀法律文化，为中华文明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才可告慰三晋大地上的先贤们！

来源：山西晚报

出处：任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