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的母亲

　　母亲远去已经11年了，而关于母亲的记忆却越来越近，近到昼思夜梦。母亲教给我的那些做人的道理也越来越真切。

　　很少听人叫母亲的名字，从我记事起，父亲有事喊母亲，总是用哥哥的名字作代号，四邻八舍则用一声“某某妈”代之。记得有一次大舅来了，在院子里喊了一声：“元，在吗？”我再三追问，才知道了母亲的名字。

　　母亲一生不识字，但看过的古戏念念不忘，大段大段的戏文滚瓜烂熟。用现在的话来说，母亲的“三观”大多来自戏里。

　　母亲一生养育了清一色的6个儿子，我是他的六娃，不是期望中的女孩儿。长兄曾在《老母在堂》中写道：“老六出生的那一年是1960年，那是国家这个大家和我们这个小家最窘迫的一年。那年夏收的时候，老六生下才3个多月，母亲又带领我们去拾麦。走时给老六拦腰裹上一块布，两头压上两块大方砖，锁上家门。每天天黑回家时，老六早已因饥渴和哭喊而昏昏迷迷。母亲总是先摸摸鼻子，看还出不出气，摸见还有气，就熬一碗糊糊给老六灌上。有一回，母亲一边灌着一边说，‘娃呀，你就不该来这个世上。你要有命你就活，我也不撵你，你要没命你就走，我也不拦你。’我当时就在跟前，觉得心中实在不忍，甚至怨恨母亲心太硬。谁知一碗糊糊还没灌完，母亲手里的碗竟掉在炕上。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忙上炕去扶，但母亲却是累得睡着了。这时，父亲和弟弟们也已回家，看着母亲和老六就那样睡在炕上。”

　　都说严父慈母，但母亲的脸上很少有笑容，多是严肃的表情，用她的话是“这么多的口等着要吃要喝，哪能顾得上笑？”对我更没有好脸，但关键时刻，我总是能得到母亲的情有独钟。

　　儿时的记忆中，我家只有两间土坯垒的房，有一间还一度借给了苏姓的邻居住。苏家的儿子和我一般大，一次，他妈妈用炒菜澄下的土豆淀粉冲了一碗“藕粉”，上面还洒了一层红糖，我眼巴巴地看着人家一口一口地用舌头抿，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和期盼。苏家姨可能看出了我的“望相”，连忙说：“给六娃留一口。”这一幕被母亲看见了，晚饭时，母亲也决定炒土豆丝，也用澄下的淀粉冲了两碗“藕粉”，让我先给苏家送一碗过去，我说：“我才喝了他两口。”母亲则板着脸说：“以后你给我记住，得人一分好，要用十分还。”当时还没上学的我，对这类的话似懂非懂。

　　转眼我高中毕业了，直接到县里的城关知青农场“插场”，每天在汾河边打坝、围田、种地，每年挣的“工分”都不够糊口。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两年都没考上，第二次县招办的人说“就差两分”。那年春节放假，我赌气一个人住在农场的寒窑里不回家见人。腊月三十，家里人要找我，母亲拦住不让。正月初三，五哥从村里接我回城，母亲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要死要活的算什么本事？死不难，是活着难，这么多人，死几个窝囊废显也不显。”我没敢再吭气，又开始了复习。那一年，我终于考上了大学。

　　去山西师范学院报到的那一天，父亲已经给了我钱，母亲又背着父亲悄悄给我塞了一大摞，都是一毛两毛的，共10块钱。“你饭量大，别饿着肚子，吃不饱就买个烧饼吃。咱可说好了，学不成就别回来了。”我心里知道，这都是母亲沿街卖辣椒面一分一分攒下的。在去临汾的火车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后来我到《中国青年报》当了记者，母亲有一次提起来：“你舅说这就等于是过去的钦差大臣嘛，见官是官，见民是民嘛，六娃呀，你可是不敢颠倒了。”后来我又到《人民日报》当了记者，始终记着母亲“见民是民”的提醒。

　　我现在已到了有孙辈的年纪，而母亲远去的身影却越走越近，时而席地而坐，时而叨着戏词，时而满目含笑。“复活”的母亲终于有了笑容，我却反而变得日益“严肃”，时常不由自主地若有所思。思母亲严肃的脸，嚼母亲朴实的话，品母亲良苦的心。

　　编辑：黄  敏

　　审核：袁  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