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索贡带头贪

　　“进贡”是古代朝廷的一项定制。各地官员以及各藩属国以土特产贡献给天子，既满足了天子之需，“致邦国之用”，又沟通了上下感情，所以皇帝和各地都乐此不疲。从一定程度上说，清代皇帝的生活质量与贡品直接相关。乾隆帝晚年更是刮起一股“进贡”之风，搞得整个帝国乌烟瘴气。

　　晚年转变乾隆帝即位之初，以拒绝进贡而闻名。刚登上皇位时，他曾下诏，说自己身在丧中，无心享乐，要求各地大臣在三年之内停止进献贡品。之后，他还下了一道谕旨，表明心迹：“君臣之间，惟在诚意相孚，不以虚文相尚。”

　　那么何以到了中晚年，皇帝会一反初衷呢？一是晚境顺遂；二是乾隆帝本身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从来都对物质享受情有独钟。十几年皇帝当下来，乾隆帝一路顺风顺水，成绩超乎预期，自信心也直线增长。事业与生活，他自认为有能力兼顾，没有必要再苦行僧般苦着自己。于是，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贡的大门第一次被打开。那一年他首次南巡，同时当年又值太后六十大寿，皇帝下旨说，因两逢盛典，许多大臣一再要求进献贡物，以表微忱。如果他一概拒绝，似乎不近人情。因为进贡者“分属大僚，上下联情，势难概斥，伊即奏进，自不得不量存一二”。

　　享乐之门一旦打开，就注定只能越开越大。专制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大臣，绝大多数都是揣度上心、投其所好的好手。时间不长，他们就摸清了皇帝的喜好，钟表、字画和古玉，最讨皇帝喜欢。另外，扳指、鼻烟壶、小刀等，也容易被皇帝收下。

　　下诏“指点”乾隆二十二年，粤海关提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献了一批贡品，主要有紫檀镶楠木宝座、紫檀镶柄木御案等数种。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和“镀金洋景表亭一座”。这次贡品送上后不久，皇帝罕见地就贡品问题发布指示：“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的多觅几件。”从此，皇帝喜欢西洋钟表一事立刻被官场所周知，广州西洋八音匣等售价因而猛涨。

　　至于书画、古玉，更是皇帝私人收藏库中最重要的内容。乾隆帝一生御制诗文共四万余首，其中涉及玉器的篇目即达八百余。目前故宫收藏的上万件古玉，多数是在乾隆时期由各直省督抚一级官员进贡的。他的御制诗文显示出，他经常一个人蹲在玉库里摆弄玉玩，挑出一些古玉，命人刮垢清理后，亲自评出甲乙丙级。

　　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规定。清代成例，仅督抚有进贡之权，进贡时间也只限于三节：冬至、中秋，还有皇帝生日。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内廷翰林也开始进贡。为了收罗民间珍藏，一些普通百姓也可以将家中珍藏通过大臣，转贡给皇帝。进贡遂成了皇帝搜刮民间珍宝的最主要途径。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一年三节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节，端午节、上元节、重阳节，大臣们也都可以踊跃进贡。此外，大臣们开动脑筋，集中智慧，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经过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

　　随着老皇帝越来越失态，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其他政务推到一边，集中精力为皇帝购买、制造奢侈品。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这一年，长芦盐政徵瑞进贡十五次，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十一次，福建巡抚浦霖进贡九次。而到了皇帝的生日，进贡浪潮更是席卷全国。每到此时，整个帝国变成了大小官员们呈献贡品的万国博览会。

　　滋生腐败然而，皇帝过度收受贡品，本身就是一种严重腐败行为。送给皇帝的“土特产”，几乎件件超出官员们的承受能力。皇帝喜欢那种镶珍珠的玉如意，臣下纷纷进献。当时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银四千两。而当时广东珍珠价格，重四分的珠子值银四五千两，重五分的则需六七千两，如像龙眼果那样重三钱的大珠竟值两万两银。一柄如意的价值如此，其他礼物可想而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精美绝伦的礼品，每一件都是民众的膏血凝成。

　　因为进贡之风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汇光明正大，颇有凝聚全体官员对皇帝的无比热爱之义，实际上却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云雾重重，机关多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们则完全有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

　　事实上，乾隆晚年的数起贪腐大案，都牵出过背后的进贡问题。那些进贡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赏识的大臣，后来多数都成了贪污犯。比如那个一年进贡十多次的闽浙总督伍拉纳勾结串通属下官员，贪污库存银八万五千余两进行私分。案发后，朝廷抄了伍拉纳的家，抄出白银四十多万两。

文字：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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