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与母亲的连接，是一条漂亮的连衣裙吧？

　　四月的时候，腰上长了一个小小的皮下囊肿，有点儿疼，但我不以为意等着它自己好。妈妈来家里看我们的时候，我随口说了一句。她很坚持地让我去看医生。我口头答应，实际却还是和往常一样，贯彻“虚心接受意见、照原计划执行”的原则，想着我妈明天应该就忘了。妈妈并不说什么，只是自此每天发一条微信过来问问那一小粒怎么样了。我有些吃惊于她的坚持，要知道，我从小被她放养长大，自大学离家就从没有过每天短信的时候。就算当年独自在法国求学时，我们的联系频率至多也就一周一电话，打多了我觉得没必要，她嫌我烦。以至于我对女儿也是自然而然地放养。女儿幼儿园开始分房间睡觉，一年级下学期开始独自上下学，早上自己开闹铃起床……从来没有认真思索，这样的母女关系是疏离的吗？连接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妈妈仿佛是庸常生活里天经地义的存在，想不想起，她都在那里。

　　前些时候，因为一些网上热议的女性议题而开始认真阅读安妮·埃尔诺，重看香特尔·阿克曼的电影。而关于母亲，她们二位都留下了不少文字。在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笔下的世界里，直接书写母亲的作品有两部：《一个女人的故事》（Une Femme,1987)和《我无法走出我的黑夜》（Je ne suis pas sortie de ma nuit,1997)。而在其他作品中，母亲也从未远离，始终是那个不远不近触手可及的“背景”：她是《正发生》中洞察一切，透过女儿每周带回家的脏衣服就可以推测女儿生活的人；在《一个女孩的记忆》里，母亲是一脸严肃坚持陪女儿坐大巴去到暑期实习地点的人，是青春期女孩想极力摆脱的人；即使在埃尔诺拍摄的纪录片《超8岁月》的旁白中，退休的母亲来与我们同住，很快就敏锐地发现我们夫妻不合……母亲始终坚强、独立、身体强壮、永远靠自己的双手不停劳作，为自己和家人挣得一份生活。她喜欢读小说，是把阅读的兴趣带给埃尔诺的第一人，她是希望女儿利用知识跨越阶层，过得比自己好的人。但母亲也是粗粝的，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的小镇伊夫托，她四分之三的人生都在那里度过。12岁离开学校，进入工厂做工，与家庭状况相似的父亲结婚三年后，两人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份小生意——一家咖啡杂货店，起初在工业小城里尔博，从早上六点开店到晚上十一点，战争时期更是艰难，父亲还得在附近炼油厂工作，才能勉强维持全家生计。战后他们把店开回伊夫托。自埃尔诺记事起，母亲就是乡村小店女老板的样子，雷厉风行、耳听八方，永远要先招呼好客人。她在店里忙的时候绝不能打扰她，如果埃尔诺在后厨玩闹的声音过大，她会走进来，啪啪几巴掌打过来，什么也不说转身又出去忙。等埃尔诺再大一点，母亲和“我”的争吵总是围绕着晚上出去玩和穿什么的问题。“你总不会穿成这样出去吧？”这是争吵中母亲常说的话。她不希望女儿长大，那意味着分心，不再专注学业。粗暴、直接、对女儿严加管教，这让埃尔诺写下:即使在回忆中，好母亲和坏母亲也总是交替着，有时候她那么想要逃离母亲、反抗她的管束，获得自由。

　　另一位母亲是比利时女导演香特尔·阿克曼的母亲。阿克曼曾被誉为天才电影少女，18岁就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片，长期关注女性题材，表现女性的工作、爱情、欲望等主题。作品风格独特，兼具悲观的幽默和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并在其艺术生涯中成为为女性发声的跨界艺术家。《让娜·迪尔曼》(Jeanne Dielman,23 Quai du Commerce,1080 Bruxelles，1975)是长期以来比利时最重要的影片，而且是国际上的最佳“女性电影”之一。阿克曼于2015年去世，2013年写下了与母亲息息相关的最后一本书：《母亲笑了》。85岁高龄的母亲健康状况不佳需要做心脏手术，但又意外摔伤左臂。阿克曼回到布鲁塞尔家中陪护。母亲忽然间挣扎于生死之间，虽然出院了，但“她明白自己差点没挺过来。她明白自己老了，却不以为然。她还想活着”。于是母亲成了需要时刻被照顾的“孩子”。像极了埃尔诺以日记体写就的《我无法走出我的黑夜》中的母亲，作家一日日点滴记录了母亲最后的时光，患阿尔兹海默症后的时光。母亲进了临终照护医院，埃尔诺每周去看望她，给她喂食、梳头、剪指甲；带绵软的点心，掰成小块喂她。

　　我试图在关于母亲的作品中寻找温情、寻找连接着母亲和女儿的一切，但在阅读《母亲笑了》和《我无法走出我的黑夜》这两部作品时，却被压抑和“黑夜”包围着，几乎透不过气来。无论埃尔诺还是阿克曼，她们写下的字字句句，每一个细节都是残酷的。阿克曼的母亲回到家中之后，进入到一种非常简单的“活着”的状态：“她随时能睡着。醒来。吃点东西。活着。她起床、吃饭、洗澡，这几天她能够自己进出浴缸了。接着吃饭。在沙发上打个盹。睡觉。醒来。”她会和来陪伴她的两个女儿说说话，但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除此之外，无话可说。她因为不舒服而时常呻吟，自己却全无意识。这样的日复一日，无尽循环。阿克曼需要写作，需要工作，于是躲进公寓里一个逼仄的小房间，在那里可以打开窗户抽烟，关上门写作，成为一个避难所。是在躲着母亲吗？也许是。藏起来，躲着，在害怕什么？

　　埃尔诺的母亲在确诊阿尔兹海默症后、最终进入临终照护医院前，在埃尔诺家中同女儿和两个外孙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时她已经开始忘记事情和人。她会搞错自己的房间和埃尔诺的书房，进门发现错了便轻轻退出去，一小时后，又进来。母亲从前很喜欢给伊夫托的亲戚朋友们写信，得病后信也变短了，前言不搭后语。她最后一次写信写下的句子，成了全书的标题：“我无法走出我的黑夜。”母亲的情况每况愈下，没有胃口，常把吃的东西呕吐出来，生活渐渐不能自理……埃尔诺说：“我害怕她死去。我宁愿她疯了。”在家里照顾她已经不再现实，埃尔诺将母亲送进照护医院，每周前去探望。所有身体机能的衰退像一场失去尊严的不可逆的大溃败：双腿支撑不起身体的重量，大小便失禁，战时物资匮乏的记忆成为在口袋里藏食物的执念……而与此同时，生的愿望又会变得如此强烈，母亲仿佛变回到孩子，被生理需求主导，对女儿无比依恋，跟她在一起才觉得安全。埃尔诺陷入深深的自责，甚至想要放下所有的工作、生活，把她带回家，什么也不干，就只照顾她，但她又明白这样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无法继续生活。她痛苦不堪、哭泣。面对人生最后阶段的衰老，四顾茫然。埃尔诺说：“她就是我的衰老，我在自己身上感受到她身体衰退带来的威胁。”

　　阿克曼也经历着同样的煎熬。母亲进医院时病得很严重，她甚至害怕母亲在她面前停止呼吸。母亲睡着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的心脏为了保持跳动而做着努力，我注视着她，妈妈，呼吸啊，别丢下我，要呼吸。别丢下我，现在还不行，我还没准备好，也许我永远都不会准备好。”回到家里，阿克曼看着母亲又瘦又小地缩在被子里，心痛不已。“之前的她不是这个样子，但现在是这样。我告诉自己，这样的事情就是会发生，或许以后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然而所有的感同身受、自责、痛苦都是看不清源头的复杂感受，这样的母亲是她们完全没有准备好接受的，她们无法接受与母亲互换照顾与被照顾的角色。女儿们自私吗？她们无法接受曾经面对生活，无坚不摧的母亲，变得弱小、邋遢，无法接受母亲在生活和病痛的折磨中失去所有的光彩，这在女儿们眼里不是真相，或者说是她们无法接受的真相。她们无法接受这样的母亲，和这一场漫长而痛苦的告别……

　　阿克曼说：“从前，她非常爱美，大家都说她是个大美人，我也以她为傲，以我的母亲为傲，以这个美丽的女人为傲。我很爱她。我跟她说话，什么都聊。”埃尔诺也回忆母亲年轻时，在她第一次领圣体的仪式上，她身着黑色一步裙，头戴大大的宽边软帽，脚踩高跟鞋。她当时45岁，真是“美丽的女人”。她是埃尔诺青春岁月里信任和依恋的人，是她的避难所：孩童时，母亲的形象就是“我头顶的那片白白的遮风挡雨的影子”。后来，母亲对于埃尔诺来说，是声音，是她的声音。因为“一切都在声音里。而死亡首先是声音的缺席”。埃尔诺视书写为生命，“唯一能拯救我的是写作”。但这一次，母亲去世，她说：“文学也变得无能为力。”

　　母亲和女儿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连接？是习惯，是照顾，是怀念，是不舍，是自责……安妮·埃尔诺和香特尔·阿克曼两位女性艺术家无比真诚地写就的文字终究也没能说清我的疑惑。而在那么多铺天盖地的叙述、记录和回忆中，有一幅图景令我无法忘记。阿克曼描述了母亲年轻时，日常生活里再平常不过的一个细节：

　　“她，她的青春，她的美丽，她的衣裙，尤其是那条带着金色和橙色宽线条的夏款连衣裙。她熠熠闪光。她让我帮忙拉上拉链，我喜欢帮她穿。然后她会问我好不好看。好看，你太美了，这条裙子和你很搭，因为你的眼睛是黑色的。”

　　我依然说不清楚为何对这幅图景念念不忘，只因为这样的小事也曾发生在幼年的我和我的母亲之间，然后又在今天发生在我女儿和我之间。女儿和母亲的连接就是那条漂亮的连衣裙吧？是伸手拉上的那条顺滑的拉链，是“妈妈你真好看！”这大概是我能回味一生的小细节，却是在有女儿之后才意识到的事。

编辑：黄  敏

审核：袁  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