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纵贪饱私囊

　　议罪银，又称“自行议罪银”“自请认罚银”等，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一项特殊制度。该制度的施行，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乾隆朝的吏治腐败。

　　内务府扭亏为盈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在两淮盐引案中，两江总督高晋因其弟高恒的缘故自请交部严加治罪，这似乎是第一个奉旨罚议罪银的督抚。高晋上折：“仰求皇上准奴才捐银二万两，以赎奴才之罪……只以奴才之产计值不过二万两，一时变卖又恐不能得价，查以前奴才承审段成功之案，办理舛谬，叨蒙皇恩，准奴才将赎罪银分四年完缴在案，今次赎罪银两并恳圣主天恩，俯准奴才照段成功赎罪之案，每年于养廉银内扣解银五千两，分作四年完缴。”由此可见，在这起案件中，高晋是否真的有罪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高晋已成惊弓之鸟，害怕受到牵连的高晋自请交部严加治罪。乾隆正是抓住了高晋的这个心理，顺水推舟让高晋认缴巨额银两。

　　在这二万两议罪银的背后，隐藏的便是乾隆与高晋之间的一次“交易”。高晋花二万两保身，由国库分发的二万两养廉银在高晋手上转了一手，最后落进了内务府的口袋——皇帝的私囊。尽管乾隆曾为自己辩白：“即或议缴罚项，皆留为地方工程公用。”但是据《密记档》记载，在现存的六十八件议罪银案中，奉旨结交户部或地方工程备用的议罪银件数不及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余的都入缴内库。而对比乾隆前、后期内务府财政的变化可以发现，由前期的入不敷出，还需“檄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到后期扭亏为盈，“每岁将内务府库银，命拨归户部者，动以百万计。”不难看出，内务府财政的变化与议罪银充入内库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尽管乾隆声称议罪罚银“亦不过偶尔行之，非定例也。”但实际上，议罪银制度不仅有专门的办事机构和人员，有严格的值班、检查和定期汇奏、呈报规定，有特定的议罚对象，而且有一套完备的自行议罪罚银手续，并持续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乾隆纵容官员贪污此外，从几件议罪银案件可以看出，官员贪污受贿似乎是得到乾隆默许的。比如，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日，粤海关监督李质颖上奏：“奴才于浙江巡抚任上，未行参奏王燧，情愿罚银十万两，粤海关监督任上，奏事错误，情愿交银二万两，四十六、七两年，关税盈余短少，部议赔银三万六千余两；审理广东盐案不实，情愿罚银十万两，共银二十五万六千余两。荷蒙皇上天恩，准每年交纳二万两。”在这起案件中，李质颖于乾隆四十六年正月被免除浙江巡抚之职，但同年二月，李质颖便被任命为粤海关监督。短短一个月，李质颖便从一个负有“徇庇”之罪的罪臣转变为占据粤海关监督这个“肥缺”的地方高级官员，这其中，与他“情愿罚银”有很大的关系。

　　乾隆将李质颖从浙江巡抚的职位上撤下，后又将其委任为粤海关监督，此举若不是为了让李质颖更便于搜刮钱财以抵交罚项，那便很难解释得清了。

　　两淮盐政全德的案子也是一例。乾隆五十八年五月，以“溺职”罪被内务府议处革任的全德通过缴银十万两换来乾隆降旨从宽留任。次年八月，全德又自行议罪，奏请于两淮盐政任内收受商人“供应银”十九万二千两，情愿加一倍缴出，共交银三十八万四千两，分限五年完交。

　　全德的“情愿罚银”带来了可喜的回报，乾隆非但没有治其贪污受贿之罪，反而让他继续留任，令其三年完缴全部银两。短短三年时间需要缴纳三十八万四千两，而一名地方高级官员一年的养廉银最多不过三万两，面对如此巨大的款项，全德只有选择加紧贪污受贿，搜刮钱财，而这些乾隆不会不知道。

　　正直大臣被“归养”议罪银成了官员贪污受贿而无所顾忌的借口，但也有正直大臣提出异议。乾隆五十五年，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疏“请停督抚等罚银之例”。乾隆却辩解此举是“爱惜官员起见”。之后，尹壮图又请求派大臣随同秘密“往各省盘察亏空”，乾隆没有答应尹壮图的请求，而是派侍郎庆成随尹壮图赴各地公开盘查，而所谓的公开盘查，地方官员其实事前就已经收到了消息，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其结果可想而知，地方督抚在尹壮图的面询下都一口咬定“罚项并非勒派属员”“实系养廉完缴”。面对无奈的现状和险恶的处境，尹壮图只得“遵照”乾隆的旨意——回家“归养”。

文字：陈卓城

编辑：黄   敏

审核：袁   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