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路上

九月，晋北高原的沟沟壑壑秋色渐浓，山坡上一条一块的莜麦田已显现出成熟后的灰白色，还算饱满的穗子在秋风中相互摔打着发出低沉的“沙沙”声。父亲牵着那头病骡子的缰绳，不紧不慢地走在骡车的前面，车子上放着我上学的一捆行李。父亲回头对我说：“你坐上去吧。”我说，不累能走动。父亲不再坚持，我知道他其实心疼那头病了的骡子。
　　

这一年是1982年，也是包产到户的第二年。上半年，我还在村里的技校上初一，下半年开学时，村里的中学已撤销了。经过考试，我和同村的女同学俊丽考上了初二，开学时就要到30里外的乡中学去读书了。
　　

开学的前一天，父亲送我到学校。驴车沿着赵长城南边的那条古老的山道一路向西前行，在一处山坳里转头向北下一个大大的坡，便进入一条很长的大沟，沿着沟底再走大约五六里地，便到了红砂坝中学校。校门口停着很多这样的驴车，都是送孩子来上学的。
　　

父亲领着我找到宿舍，4米长的土炕上要挤七八个同学。因为土炕不生火，所以褥子下面要垫几层草帘子。乡政府砖瓦厂有这个东西，父亲又认识厂长，不一会儿便给我抱回来一大捆新的干净的草帘子，铺好床，又安顿我一番，他还要赶回去拾掇家里那几十亩地。
　　

长到15岁第一次出远门，我特别想家。下课了，我经常一个人站在校园里，望着东南边的牛青山，想像着山脚下的父母在田地里劳作的情景，这样似乎能缓解一下我的思乡之情。于是，我总盼着星期五的到来，下午一放学，我和俊丽就能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在家的日子过得特别快，一眨眼工夫就到了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又无奈地返校了。俊丽的母亲对我说，三鸡娃儿（我的小名）把我家的俊丽领好了啊。我说大娘知道啦！说完我俩一前一后出村子，走在上学的路上。走着走着我听不到她的动静了，一回头，发现不见俊丽的踪影。我便坐在地上等，看她快走近我的时候，我赶紧站起来又往前走，一路上俩人没有一句话。如今想想，当年的俊丽就像我们上学路上的那一朵山花一样，朴实中独自散发着淡淡花香，可惜我不懂欣赏。
　　

上学的路亦如人生路，刚开始时同学们一起相跟着走来，可走着走着有的人就走丢了。俊丽上了一年后退了学，其实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和我一块走下去的是邻村的任和平和张春利，他俩的成绩一直压我一头，我是既嫉妒又无奈。1983年，我们仨都考上了高中，春利考上了丰镇一中，我和任和平上了红砂坝高中。
　　

父母和那头病骡子更努力地伺候着家里的70多亩旱地，因为一家人的吃喝，还有我每月10元的伙食费都指望着它。包产到户后，我们村里人基本能吃饱饭，但致富也很难。一次，我们几个要好的高中同学商量，咱们不要上高中了，一块儿退学考中专吧。那时，考上中专，国家就给我们每月20多元的生活费，不仅可以减少家里的负担，而且还能早早地工作挣钱。那个年代，我们这些驴车送来的农村学生娃学习状态就像散养的羊，没人管理，全凭自觉，在关键的人生决择中也是全靠自己。定下考中专后，我便退学了，自己也成了上学路上那个走丢的人。在家放了半年牛后，来年春暖花开时，我几经周折又踏上那条熟悉的上学路。幸运的是，这条路没白走。1984年，我终于考上了东北的一所林业中专，又踏上了一条更远的上学路。

出处：杜松林（太原）

来源：山西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