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春天,全家人决定给我的爷爷(苏州人称“阿爹”)过生日,阿爹“下令”,定在3月31日,全家去拍一张全家福。
爷爷奶奶育有五儿一女,当时父亲4个兄弟(父亲排行老四)都在外面跑码头说评弹,我们叫“说书”。“说书先生”一年到头都没有休息。可想而知,集齐一家8口人,再加上当时的4个儿媳妇,3个孙子、孙女,一共15个人,是何其困难的事。
31号当天,全家扶老携幼赶往观前街上一家照相馆。大家坐停当,正要开拍,照相馆的人忽然笑眯眯拿了个苹果过来递给我,这苹果好轻,原来是道具,我悻悻然端着这个假苹果,心里有点小郁闷。这份心情绵延了40年,至今那苹果的分量依然在心里揣着。
就这样,1981年的春天,因为这张全家福而显得格外不同。从这以后,我们再没拍过全家福。
1986年,全家在红房子一起吃了最后一顿西餐,到虹桥机场为小妹送别。父母兄长泪眼婆娑,孃孃(阿姨)擦干眼泪,背起琵琶,远赴异乡。1987年,五叔也跟着出了国,他走的时候把一屋子藏书留给了父亲。工作后某一年回家,我心血来潮上阁楼翻书,赫然发现了《小逻辑》《纯粹理性批判》,那一刻,我有点读懂了那个爱拉小提琴会画画的五叔。
1988年出国的是二伯一家,因为不年轻了,说书先生在国外又是“武艺俱废”,头几年每天要打两份工,只睡两三个小时,苦熬多年后,才算把小日子慢慢过得好起来。
最后出国的是阿爹阿婆,然而老人没有了熟悉的土地滋润,就算有亲情,生命力也会日渐减弱。最后几年,这张全家福,成了他们唯一的念想。再一次的隆重聚会,是把阿爹阿婆的骨灰迎回来时,父亲哭得像个孩子。
2016年,孃孃的儿子回国,他是在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孩子,对中国有着无尽的好奇。他去了母亲住过的厢房,吃了小笼包,游了苏州园林,这些母亲无数次念叨过的地方,既陌生又熟悉。他把全家福印在了鼠标垫上,送给国内的舅舅们,当我们每天打开电脑,手底下就是这张全家福。
文字:庞小漪
编辑:黄 敏
审核:袁 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