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妻乾隆掀风暴

　　乾隆帝登基之初，遇到了两件“不称心”的事，一是金川战事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候，清军骑虎难下；另一件是孝贤皇后去世。处在丧偶悲痛中的皇帝事事挑刺，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场场政治风暴。

　　官场灾难孝贤皇后是乾隆帝的原配妻子，乾隆帝对其“每加敬服，钟爱异常”。乾隆十三年（1748年），她随帝东巡时去世，乾隆深为哀恸，作《述悲赋》悼之。在乾隆看来，要有效寄托他的哀思，唯一的方式，就是为皇后办理一个风光盛大的葬礼。

　　在葬礼办理过程中，懒惰懈怠的官僚体系一再出现一些心不在焉的错误。皇后去世一个月后，皇帝阅看翰林院所制的皇后册文，发现满文译文中将“皇妣”一词译成了“先太后”，这一小小过失让皇帝勃然大怒，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交刑部治罪。刑部见皇帝盛怒，揣度皇帝心理，从重判为绞监候。不料，暴怒的皇帝居然认为判得还不够重，甚至因此认为刑部官员庇护原尚书，将刑部所有官员都一律革职，将阿克敦判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消息传出，全国官员都大惊失色。

　　然而，事情远没有结束。丧偶悲痛中的乾隆帝事事横挑鼻子竖挑眼。五月间，因为皇帝认为皇后的册宝制造得不够精良，配不上皇后的尊贵，把全部工部全堂问罪。又因为祭礼所用的桌子不够干净，把光禄寺主要官员一律降职。因为册谥皇后时礼仪出现小小纰漏，礼部尚书也被降级。

　　此外，按满族旧习，帝后之丧，官员们在一百天内不能剃发，以表示自己专心悲痛，顾不上收拾自己的仪表。可皇后之丧中，许多人竟剃了头。乾隆发现后，大动肝火，认为这一来证明官员们对已故皇后“大不敬”，心中无哀痛之情；二来证明朝廷纲纪不振，百年成法开始被破坏。

　　一开始，乾隆帝想把剃头官员一律处死，最后深入调查之下，他发现剃头的人实在太多，几乎无省不有，才不得不轻判。但对于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这样的一品高官居然也剃头，他却无法容忍。震怒之下，他赐周学健及另一个违制剃头的湖广总督塞楞额自尽，湖南巡抚、湖北巡抚革职。

　　对于自己的孩子，乾隆帝也看不顺眼。当他发现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在皇后的丧礼上表现得不够悲痛时，立刻大发雷霆，甚至公然宣布：“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并请诸王、大臣共鉴，他绝不食言。两位皇子失去了竞争皇位的机会。

　　皇后之丧风波中受处分的官员，从大学士、总督、尚书、巡抚到基层官员，不下百名。所有官员都对皇帝“刮目相看”：原来在他们心目中一个温和儒雅、自制力极强的君主，竟还有这样喜怒无常、任性纵情的一面。

　　宽大之政即位之初，乾隆帝的政治生涯顺风顺水，宽大之政赢得了“万民欢悦，颂声如雷”。但是，宽大有宽大的弊端。从纪律严苛的雍正时期跨入宽大温和的乾隆时代，封建官僚集团一开始确实如沐春风，感激涕零，可一转脸，他们就开始故态复萌。许多地方，所谓勤奋的官员“不过是按时上班，循规蹈距地处理文件后，早早下班，回家闭门不见一客”。至于懒惰的官员，所作所为更不像话。

　　更为严重的是，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了。乾隆六年前后，先后发生了布政使萨哈谅贪污税款、提督鄂善贪赃受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童等贪污案件，让乾隆十分震惊。

　　在“宽大原则”下，社会治安也出现恶化现象。雍正实行严刑峻法，对私盐查得很严，那些偷运私盐的小民往往被治以重罪。乾隆上任之初，大发慈悲，允许老百姓少量贩运食盐。不料，不久天津就出现了大批人以“奉旨为名”大规模贩运食盐，数十百人纠集到一起，一次贩运上万斤，严重影响了盐业专卖。

　　恐怖之风各种因素，推动着乾隆帝逐渐对自己的“宽大之政”展开反思，他越来越理解了父亲雍正帝的选择。于是，乾隆帝早就酝酿着对官僚机器来一次大震动，让他们认清自己并非一个懦弱可欺的庸主。在皇后去世后，这个日子终于来了。一向宽和仁义的皇帝突然变成了一头疯狂暴怒的狮子。

　　乾隆十三年前，皇帝对全国死刑犯一直网开一面，能不处死的，尽量不处死。乾隆十四年秋审朝审，皇帝一反常态，大批勾决。乾隆十五年、十六年，正好是乾隆帝和皇太后四十、六十大寿，按常规，这两年死缓犯一律不处决。然而，乾隆帝宣布，贪污挪用公款的官员不在不处决之列，宁可破坏气氛，也要严治贪官。而对于贪污官员，乾隆帝则拿起了雍正帝用过的老武器，命他们自填亏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帝还苛刻。他规定，凡是因为贪污挪用导致公款亏空而被判死缓的，都要用自家资产赔补亏空。没能赔补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额超过1000两，贪污者超过80两，就要执行死刑。这一道命令，要了许多贪官的命。从乾隆十三年开始，乾隆回到了父亲的老路上。乾隆朝的君臣关系，从此变成了刁钻刻薄的主子与屏息而侍的奴才间的关系。（压题图为青年乾隆帝）

文字：孙季萍

编辑：黄   敏

审核：袁   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