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我困守故乡,在家吃完晚饭,每天都和弟弟一起去散步锻炼。
我还喜欢在家中那口大铁锅里泡澡。每次,都是弟弟清洗铁锅,烧水,甚至给我搓背。一次,弟弟帮我搓背时说了一句:“老兄啊,也许到了70岁,还是我给你搓背啊。”
我弟弟学锋,比我小三岁,生于1970年。他在本地工厂做工,从跟着师傅学车、钳、刨,到接触管理数控机床,再到管理生产和技术,全凭聪明和努力。我们兄弟之间,自小没有发生过像别人家兄弟之间那般相互争斗的情况,我想,这也许是受祖父和父亲言行的熏染。
后来我上北京读大学,弟弟进乡办工厂当学徒。我父母在20世纪省吃俭用盖了四间楼房。弟弟结婚时,要装修婚房。父亲跟我商议,能不能将最东侧的那间房给弟弟做婚房。父亲之所以有此意,是因为按故乡旧习,最东的房属于上阳头,通常归长子所有,理应属于我。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父母有段时间一直觉得对我有歉疚,但该歉疚的是我,平常我无法随侍在父母面前尽孝,做儿女的责任,多由弟弟承当。
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不在家时,七月半祭祖,我该跟祖宗磕的头,都是弟弟代劳的。我跟父母和弟弟说,我们平常又不在家住,以后,只要给我们留上回家时住的地方即可。后来我妻子在三楼做了一个茶室,我在一楼做了一个书房,都得到了弟弟、弟妹的支持。
弟弟后来和他的浙江朋友合伙开纺纱厂,当年我在北京印刷学院工作,并无余财,但跟我妻子商议后,将自己仅有的存款全给了弟弟。后来弟弟生意赔了,我们也没批评他。
家里盖楼房时,父亲坚持要盖四间,弟弟表示不同意。家里人就和我商议,我赞成弟弟的意见,出面跟父亲谈,只盖两侧的两间,中间两间不盖,留个大院子,省钱又通透。也许是因为我像范进一样,毕竟“中过举”,又在外面工作,父亲比较听得进我的意见。结果给我们留下了与众不同的风景。
父亲和弟弟,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同,无论是厂里的事,还是葡萄园和果园的事,以及弟弟的酒局,两人常有冲突。每次我回家,都会做调解人。不过,我这个调解人通常站在弟弟一边,我总是劝慰父亲不要再管了,甚至把母亲也拉到了我一边。事实上,弟弟遇事总是和我商量,虽然我未必能帮上他,却也一直是他信赖的支持。
如今,我们兄弟一辈的这种友好关系,也延续到了下一代。青春期的姑娘上高中时,有些话,我也会让侄女委婉地引导劝告。姑娘上大学后目前在偏僻的良乡,竟然能收到在上海的姐姐给她点的热饮……在家庭亲人关系上,我依旧是传统保守的人。我身边最好的那些朋友,都与父母兄弟姐妹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我想,一个人连自己的亲兄弟都不能友善相待相处,与异姓朋友可能更难,除非永远没有利益关系。
文字:朱学东
编辑:黄 敏
审核:袁 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