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街头的另类小生意

　　在大理，有一些人走上街头支起摊位，赚取生活费。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自洽于自己的生活。有情怀就去追，想混日子就躺平，想赚钱也可以认真赚钱。

　　“做自由职业者”

　　6月的晚上七八点钟，古城里人气、烟火气跟着街灯一同喧腾起来。一张桌板、一个LED台灯就能张罗起一个摊位。摆摊文化是大理的一张名片，三月街是传统集市的代表，卖农产品和日用品居多，古城则聚集了各式各样的文艺地摊。

　　20岁的阿烧做喷绘文身，用一种叫海娜的植物汁液做染料，颜色能维持两个星期左右。相比于旁边的摊主，他的地摊面积大上一倍，两张拼起来的塑料矮桌摆着各种文身图案，另有一张作为操作台。根据大小不同，文一个图案的价格10元至上百元，有时候客人接踵而至，他会连续忙上半小时（图为阿烧在没有生意的时候，自己弹吉他）。

　　喷绘文身摊是阿烧今年6月下旬刚刚从朋友手中接下来的，这项生意没有技术门槛，一学就会。2020年他来到大理古城，先在酒吧做跑场歌手，2020年12月，许多酒吧接连倒闭，他试着摆摊玩一玩，发现自由时间更多了，而且“赚的至少不会比打工少”。

　　年轻的阿烧认为“大家都能赚到钱”，收入高低则各凭本事，“一个姐姐卖绢花耳环，旺季一天卖一两千元很正常，但是她需要不停地说话。”对阿烧来说，摆摊是一个能赚点钱的兼职，他不会长期干，但他确定一件事：“我想一直做自由职业者。”

　　“产品多元化”

　　林逸27岁，比阿烧早来大理两个月，尝试过多种工作，在大理摆摊算是最久的一段工作经历。与阿烧这样玩一玩的心态不同，林逸属于认真赚钱的那一类。

　　林逸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下辖的一个彝族自治县，他发过小广告、卖过鸭脖，在房地产公司和健身房上过班，在汽修店当过半年学徒。学汽修时，他问工作了十年的师傅工资是多少，师傅说5000元，他觉得没前途，于是下了要离开县城的决心。“我去了深圳富士康。”林逸发现自己就像一只跳进跑轮的仓鼠，每天在流水线上拿着电钻钉螺丝，一天工作10小时，“上班很累，回到宿舍就想睡觉，一觉睡到上班。”连轴转一个月，林逸只能拿到3000元。

　　他又去尝试了其他几家工厂的工作后，想给疲惫的自己透口气，萌生了骑自行车环游中国的想法。2020年4月，云南疫情缓和以后，林逸骑行到大理，待了一个半月后，他开始想怎么做生意。受到一个卖冰糖葫芦的老人家启发，他用稻草扎了一个草垛子，照着网上的教程学做冰糖葫芦，推着自行车去古城、洱海边和各个村子里卖。因为山地自行车和冰糖葫芦的反差，很多游客跟他合影，他就给他们讲骑行的故事。

　　林逸觉得，他的生存之道是“产品多元化”。只卖糖葫芦时，他辛苦一天只能赚一两百元，他开始在中午炎热的时候卖冰棍，在晚上卖棉花糖，逢年过节则卖自制花灯，慢慢地，他攒下了点钱。

　　林逸也掌握了寻找摊位的经验，大理很多村子有固定的传统集市，他知道每个集市的日子，知道哪个村子生意好，知道古城哪里能摆摊，哪里不让摆。但他的经验也有失效的时候，今年“五一”，他在人民路租了某店铺门口的一个摊位，租金一天200元，他觉得“再怎么挣也可以回本”，结果连日阴雨，游客数量锐减，他连租金都没收回来。“疫情期间生意一年比一年难做，第一年每个人都有点存款，觉得疫情很快会过去，第二年存款花得差不多了，第三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人们赚得少，舍不得花钱，就挣不到钱了。”林逸说。

　　低消费指南

　　陈小琛是一名“鸡汤文学”作者。2020年4月，他借着帮朋友看客栈的机会来到了大理古城。

　　陈小琛觉得自己完全融入了大理的生活，从朋友的客栈搬出来后，他找了一个月租650元的房间，有公共厨房，包水电燃气。吃饭去5元一顿的素食堂、9元的快餐馆，或者在菜市场买便宜的菜。陈小琛每月花销只需1000多元。“在北上广一个单间的年租金，够在大理生活两年。”陈小琛在他的微信公众号里推出“大理古城低消费指南”咨询服务，收费65元/次。来大理两个月后，陈小琛开始摆摊卖自己的书，“如果你没摆过摊，仿佛你没在大理生活过一样。”陈小琛平均每个月卖书的收入几百元，今年6月，为了提高收入，他开始卖二手书。

　　宋笑飞留长发，穿直裾袍，给人写定制诗歌和姓名藏头诗，一首诗30元至200元。他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大学毕业后在建筑工地上工作了几年。2017年，28岁的宋笑飞辞职后旅行至大理留了下来。

　　卖诗听上去很浪漫，但宋笑飞是抱着一种“职业”的态度去做，“只要有要求，有报酬，都会尽量按对方的要求去写，不会掺杂我个人的想法进去。”这份“职业”只能供他在大理生存。“我在物质上很节省，甚至有点吝啬，就因为挣的钱少，但我不想只以挣钱为唯一目的。我在精神上和阅历上感悟到挺多，觉得还是值得。”

　　商业化的弊端

　　在大理古城住了7年的“老大理人”大师兄说，2015年他刚来大理时，那时这里全是可以摆摊的广场。很多摆摊人卖自己真正手工做的东西，像是编制耳环、真花项链、针织披肩，还有每个都独一无二的毛线娃娃。“后来他们都被义乌货、淘宝货干掉了。”手作商品的售价相对贵，例如一个娃娃两三百元，以前游客可以接受，在淘宝货占领古城后，昂贵的商品很快没有了市场，大师兄认识的手工者已经不再出来摆摊了，“他们到大城市的文创市集里卖，一天收几百元摊位费，但在那里东西可以卖很贵，一个披肩上千元也有人买，那也是辛苦钱，可能需要一个星期编完。”

　　商业化带来的弊端是复制和欺骗，什么东西好卖，其他人都跟着卖。怎样卖得更贵，就怎样包装。大师兄举例：“有3个姑娘卖鸡血藤火了，一年赚20万元，她们出去旅游，回来发现满大街都在卖鸡血藤。还有人从义乌搞来一些珠子，充当古玩高价卖给游客，挣的都是快钱。”

　　杰哥是一家传媒公司的活动策划。2020年，在策划楼盘开业、商场开业的活动时，他们尝试着举办了市集，发现效果很好。今年5月以后，疫情管控放松，他们的市集几乎以每周一场的频率举行。杰哥的团队向每个摊主收取38元至58元的摊位费。杰哥严格限制参与市集的门槛，“我们鼓励原创和手工，像宝石、毛线手织、绘画、银器、陶瓷、绢花、扎染，还有不同品种的美食。摊主卖什么品类必须经过审核，义乌小商品批发是不允许进入的。”

文字：聂阳欣

编辑：黄   敏

审核：袁   野